张玲燕，1956年出生于台州市黄岩区，1974年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1977年任民办教师。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任黄岩师范学校教师、浙江警察学院教师。一生回眸，最留恋三年农村生活，风霜雨雪都是人生体验；最爱三尺讲台，纵横捭阖看遍大千世界。
原题
我要读书！
1977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在黄岩县澄江区农村插队落户3年，此时正在当地小学做民办教师。尽管我心心念念盼着上大学，但当大学的考场向我敞开的时候，我胆怯了。
我生于1956年，因了母亲是小学教师的方便，我1962年上学，读了4年就遭遇文化大革命。小县城从1966年开始“停课闹革命”，直到1970年才复课，五届小学毕业生一起涌进初中的大门。县城只有一所县级公办中学和一所镇级民办中学，而且县中学的校舍已被占用。当时的办法是，把两所中学的老师合并为一，同时在老三届中招收一批民办教师。征用孔庙庙产和民办中学的校舍，分两个校区实行半日制教学。在这样的速成班读了两年后，70届小学生继续读第三年的初中，其余四届就算初中毕业，而想继续求学的我，再次遭遇失学的痛苦。
我大哥1969年支边到内蒙古，我和二哥同时初中毕业，按规定必须有一个去支农，另外一个才能安排工作。父母亲经过内心煎熬后决定，留下二哥，送我去乡下插队落户。
但这个决定遭到了我的坚决抵制，我明确表示必须读完高中才能下乡，因为，没有高中的文凭，我以后怎么上大学啊？——我的几个堂哥堂姐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读高中上大学，这是我童年唯一的梦想！
1972年春天，桃花灿烂，我失学了
好在当时小城的上山下乡已是强弓末弩，我暂时没有下乡，却因为被定位“支农”而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开学后，我每天一早就站在面街的门口，目送捧着书本从我身边经过的学生，下午快到放学的时间，我又早早地站到门口，看着他们从我面前说笑而过。
我妈妈怕我憋出精神病来，一年后帮我找到了城东一个公社的中心小学。学校先是在6年制小学的基础上办了初中部，又在初中部的基础上再“戴帽”办了高中班。里面的老师，好像除了一个因为台特嫌疑而被驱赶到这里的中学语文老师外，其余全部由原来的初中老师担任。
但这样的学校于我就是神仙福地了，我就在这里插班读高二。一年后，1974年春天，我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然后就下乡插队落户做了知青。
1977年秋天，高考报名，但这样的中学文凭，让我心中对考大学没了底。在公社中学读戴帽高中时，大家都想着毕业时高考也许能恢复正常，凡是有点关系的就转到了区中学或县中学，有一个女生在转学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在这样的地方还想考大学？！——这样的戴帽高中出来真考不了大学吧，何况我连戴帽中学都没有读完整？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报考中专。1977年高考、中考都有初试，初试考场就设在我读高中的学校，监考的是我的化学老师。考完后老师说，数学全对，语文多少分你自己估摸吧！有台特嫌疑的语文老师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像个祥林嫂似地嘴里反复就一句话：你怎么会去考中专的？你怎么会去考中专的？我说，我和弟弟同时考，我妈说女孩子年纪大了，考个中专回城就行了。其实我没有告诉老师，我出身于一个“黑五类”家庭，外祖父一脉在大陈岛，当年岛上的亲戚们，有钱的“渔霸”自购机票飞去了美国，没钱的渔民每人领两块大洋漂到台湾。黑五类加上“美蒋台特嫌疑”，无异于雪上加霜。1974年下乡时，好多知青直接选择到下乡插队的地方当民办教师，这样户口下去了也避免了强体力劳动，知青民办教师仍然可以推荐上大学。但我想，我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日后我必须拿出比别的知青更雄厚的资本才能竞争到上大学的机会吧？所以我放弃了当民办教师的机会，像一个男劳力一样整整劳动了3年。以我92斤重的身躯，我挑过180斤重的担子，插过可以排到天边的秧苗，扛过数不清的桔篓，下过生产队所有的水田。我的工分从开始的4分，上升到8分，——队长跟我说，你完全可以拿10分，但你就养一个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只能从你这里刨点便宜。除了参加田间劳动，农闲时我也绝少回家，三年里有两个春节在农村度过。我在大队会场上给前来开会的社员们讲故事、在公社会场上给前来开会的干部们讲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政治夜校给低年级的青年扫盲、带领高年级的青年学理论；组织文宣队排练节目去县城演出，带领武装民兵上疏浚河道工地挑泥土，和女民兵一起从三八大盖到半自动步枪，我们从卧姿射击练到跪姿射击，百米内打过气球、砖头、啤酒瓶，拼刺刀、急行军……我这样投身农村，就是为了给自己搏一张“可教育好子女”上大学的通行证。
我似乎已经达到了目标，两年后我已经是四野八荒的知青标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1976年冬季最后一届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被戴上了“揭批查‘四人帮’运动中表现不积极，思想有问题”的帽子。公社书记表态暂缓推荐，先查问题，大队书记送完儿子上大学回来给我定性说：“查无此事，不入档案。”真的不敢告诉这位慈父般的语文老师，经过三年削骨锉皮撕心裂肺的疼痛之后，1977年9月，我终于承认我是“不可教育好子女”，终于放弃推荐上大学的梦想，带着劳动落下的伤痛做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既然上不了大学，那就一辈子守着校园吧然而命运好像跟我开了个玩笑，三年劳动盼大学，大学犹在九重天。一朝任教回校园，高考就在眼面前——就在我站上小学讲台没多久，传来了恢复高考择优录取的好消息，心灰意冷又来不及任何的准备，仓促中我选择了考中专。非常意外的是，1977年正式考试后，我和弟弟双双落榜。更加意外的是，那年考中专的作文题是“战斗”，而我的作文《战斗》却被当做“满分作文”在坊间传抄！其实下乡后除了大批判文章，除了流水账般的日记，我基本上没有写过像样的作文。但农村数年，毕竟生活题材很丰富，考场上看到这样的题目，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身边的生活。在当年“抓革命促生产”的斗争中，我所在的大队、公社、区乃至县里的主要领导，确实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抓生产上，再加上我所在的大队本身就是多种经济综合生产区，所以那几年经济收入明显比别的大队要好。这些我亲身经历的题材随手可拈。体裁呢？我首先想到了我要写的战斗，不是一般意义上兵刃相见的战场，而是战天斗地的生产劳动（当然也不乏与人斗），从辨析字义入笔，我很自然想到了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文章我倒背如流啊！几乎没有什么犹豫，我提笔就写，洋洋洒洒写到最后，好像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亲爱的朋友，看到这里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地理解，这是一场战斗吧？是的，这是一场战斗，一场流汗不流血但比流血更残酷的战斗。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时华国锋执政）的领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场战斗必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且无往而不胜！”打上惊叹号我感到有一种兴奋过后的疲惫感，懒得看第二遍就交上了卷子。后来作文被阅卷老师手抄出来，说看到了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一样的作文，看字迹看文气好像是男生写的，50分满分的作文，给了我48分。文章传到我们公社老师手中，我一看，这不是我写的吗？没有想到戴帽高中写出来的文章也能被人看好，这一下我有了一点信心。身为小学民办老师，每周24节以上的课程，进高复班不可能，补习高中课程完全是妄想。但中考的“满分作文”，给我这个从来没有想过读文科的考生动了考文科的念头，而且，我戴帽高中同班同学曹官法在77年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也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妈妈的同学，杭州的严阿姨给我寄来了学军中学的三份复习资料：政治、历史、地理。我自作主张，放弃语文、数学、外语的复习，专攻政治、历史、地理三门课。
我的住处在村西头，小学校在村东头，我每天早晨从西往东背历史，每天傍晚从东往西背地理，每个周末村口约上邻村的知青，两人一路从乡下往城里背政治。村里人见我走路两眼发直口中念念有词，都说我有病了，好心的大妈们甚至还劝我进城去医院看看。我当然没病但我也没有办法啊，如果能预先知道1977年恢复高考，打死我也不会来当民办教师啊！那样我就可以回城好好补习我心爱的数理化，但现在我做了民办教师，1977年邓公主政以后猛抓教育质量，当时全国掀起听课潮，本公社的本校的互相听课不要说，隔壁公社、别的区、甚至别的县的老师们都会主动来联系听课（我们也一样四处听课），而我，就成了我们学校的“被听课专业户”。因为我有几个被听课的有利条件，首先我年轻是个女教师，其次我是个新教师，三是我会讲几句普通话，在当年闭塞的台州农村，会讲几句普通话的老师站讲台就有几分天然优势。我们校长很有“战略眼光”，推我出来讲课，他攻守自如。我要是讲好了，他就跟人吹嘘：这是我们学校培养的新教师，上讲台才几个月。我要是讲砸了，他就跟人解释：这是我们学校的新教师，上讲台才几个月。当然他有恃无恐又锐意进取，召集了几个资深老教师帮我备课。我所在的学校是公社中心小学，有好几个解放前的师范毕业生，和我同上四年级语文的平衡班老师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民办教师。他们的普通话不好，但专业水平杠杠的，做我的指导教师绰绰有余。所以1977年这一年里，白天的时间我基本上都用在了教学上，复习备考只能利用早晚路上这点时间了。
相比较于复习的紧张，其实心中的压力更大。1977年我们公社三个女知青参加考试，我中考落榜，另外两个参加高考也失败了。两人中其中一个和我同姓，初中我们两个是同一校区少有的持全优成绩单毕业的学生，被老师戏称为“双张”。后来我失学，红二代的她顺利进入县高中，依然以神话般的全优成绩毕业。1977年她的父亲进入了“某某体系学习班”，她也是不可思议地高考落榜。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学倒是有幸参加了1977年的体检，但政审仍然被刷下来，她当时发疯似地到处追问原因，有知情者告诉她，因为在她的档案中，对她当中学老师的父母在“文革”期间的定性有：“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这一条。1978年我们三个人继续复习备考，也许北京的暖风已然吹拂，我们心中也希冀冰河会逐渐解冻，但民间一直经验性地认为，1977年的高考中考除了成绩，还有三道关，第一道是报名关，第二道是体检关，第三道是政审关。坊间不相信“双张”1977年的考试成绩会不好，他们坚信我们是体检前被恶意刷掉了。以此类推，坊间坚信我们三个人1978年的高考成绩肯定不差，但也肯定上不了大学，因为，我们肯定无法通过政审关。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首先必须考出好成绩来，不能辜负民间对我们的评价，不能辜负江东父老乡亲，政审能不能过关的担心倒放在了其次。虽然备考彻底放弃语文复习，但我写过一篇作文。那是全区民办教师摸底考试，考之前全区进行了教学大听课，由区教办组织听课力量，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篦头发式的听课，就是说，如果一个公社100个民办老师，听102节课，每个民办老师听一节课，最差的老师和最好的老师再各听一节课，然后全公社教师集中起来讲评。亏了老教师们的言传身教，我这个被听课专业户作为我们公社最好的民办老师被听了两节课，想不起来做总结的时候因为什么事情，我没有去公社开会。反馈回来的信息说：全公社唯有我教的班级作文没有一篇是雷同的，也唯有我给学生的作文百分百写批语而且和学生反复互动等等。有了这样的评价，再加上我考中专的作文已经名声在外，那次摸底考试老师们对我的作文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结果很出他们的意外，给我的评价是：散文的结构，小说的语言，写得不伦不类。
高考前和同事在小学校门前田野上留影
终于忙到学期结束，离高考还有10来天时间，真的头悬梁锥刺股地进行考前最后冲刺。天气很热，房东的凳子很粗糙，屁股都磨出了水泡。楼下的乡亲们心疼我，时不时喊我下去帮他们绣一朵花、织一圈网、帮助收个辣椒什么的，这就算是我的课间休息了。临考前两天，回到县城熟悉考场，和我同一考场的主要是西部山区一个中学的应届生。第一天上午考完政治，监考老师就对我另眼相看了。下午考历史，招生办的一个老师来巡视考场，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交卷的时候，监考老师悄悄告诉我：巡考老师说你前面十道简答题全对。考数学那天特轻松，试卷拿到我随看随做，那道25分的平面几何我直接跳过，很快就看到了最后的附加题。我兴致勃勃地开始解题，监考老师急坏了，几次三番以各种形式提醒我不要做附加题，有时间到前面去能拿几分是几分。但我不听，我本来就打定主意不拿数学分的么。最后一天上午考语文，二楼遇见隔壁公社的一个男知青，坐在教室门口走廊的地上，身边堆着四本《红楼梦》，说肯定考《红楼梦》、肯定考《红楼梦》，毛主席说的，《红楼梦》要看五遍。我一下子心拔凉拔凉的，《红楼梦》我虽然看过很多遍，但从来没有想到会考它啊！好在卷子发下来粗粗看了一遍，没有《红楼梦》！做完语文卷子还有半个小时，舍不得提前离场，我就趴在桌子上数作文缩写部分的字数，结果发现比要求多了几百字，我又懒得全文精删，就把最后一部分的“措施”部分全涂掉了（后来才知道这部分有得分点的，我要更懒一点啥都不动就好了）。最后一个下午考英语，吃过中饭，当初中英语教师的大嫂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简单说了一下单数复数、陈述句疑问句什么的。上了考场，15分钟后考生纷纷走人，半个小时后监考老师告诉我，整个学校所有考场就剩下我一个，老师说你慢慢做，我陪你到最后。但我没有熬到最后，那个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学从城南的考场来到城北的考场，一路呼喊着我的名字寻到二楼，敲着窗户让我放下试卷不要考了。老师赶都赶不走，我就提前半小时交卷，结束了我的高考。高考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我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睡觉。然后就等到了一个惊喜，我的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区教办也知道成绩了，大家开始担忧我政审能不能过，已经有领导跟我妈妈说，如果此次政审还是不能过，他们考虑调我担任区中学语文教师。但此时我已经陷入了一个恐慌之中，县招生办的老师从杭州带回首批参加体检的10名考生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有77年的失败，我们都怀疑是不是又有猫腻，我妈妈为此跑到地区招生办，确证我的试卷肯定送到省里复改去了。与此同时县招生办也发现了其中的诡异。西部山区那个和我同一考场的中学里有一个女生名字出现在10人名单中，他们学校老师欣喜若狂之后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学生平时成绩很差的。招生办老师安慰我妈妈说：可能名单有误，我马上回杭州，而且，第一批没有也不要紧，要扩招了，不止就这10名。隔两天那老师果然带回了第二批扩招的体检名单，还有第一批正确的10人名单。原来当时还没有计算机，招生办老师也是急考生之所急，以手抄的方式提前拿到名单，但抄错了一个号码，偏偏错在我这个惊弓之鸟身上，那两天又一次经历了茶饭不思惶惶恐恐的心理体验。9月份我回到小学校上课，方才知道我在城里为10人名单惊慌失措的时候，我的同事们正在乡里为我的高考成绩而狂欢。老师们首先为我松了一口气，继而为大听课中把我评为全公社最优教师而开心自己有伯乐的眼光，而后诧异我民办教师摸底考试那篇作文为什么不咋的呢？据说他们翻出我那份试卷再看了一次，说好像看出了一点味道，又讨论应该给我往上加多少分——其实那篇作文并不写实，内容情节是我当场虚构的，主要元素有月夜、小桥、树影、两个女孩子在桥上抒发人生理想，对话用词比较隐晦。这一方面因为当时是民办教师摸底考试，考场上没有压力，我的思绪随意飘散，另一方面当时我已经听到了坊间关于78年政审我们依然不可能过关的议论，心情有些压抑，所以文章比较小资——这大概给看惯了我中考作文风格的老师们一个意想不到吧。
1979年同寝室女生合影。左起孟丽珍、张玲燕、林菊芬、金红、虞卓娅
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我们公社三个知青还有我弟弟都有幸参加体检。填志愿的时候，我报了杭州大学，弟弟报了浙江大学。程同学因为妹妹报杭州大学，她就报了浙师院。而我的同姓同学此时父亲还在某某体系学习班里，她也是身心疲惫不敢妄想，尽管已经知道自己成绩可观，她还是在普通大学栏里首填了一个当地的师专。多年以后，有知情人告知，虽然那一年中央规定高考录取放松政审关，但我们家还是受到影响。1978年政审，我们姐弟两人，我顺利通过，但弟弟却被他们卡下，好像理由是：不能都让他们家的人读大学（我支边的大哥已经于1972年通过推荐和考试选拔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多亏浙江省招生办，看到政审表格后当即打电话给当地招生办，严肃告知，该生是本省理科高分者，这样的考生如果政审不合格，当地招生办必须写出专题报告由招生办主任自己送到省里，当面汇报。强劲的东风终于吹到小城，坚硬的冰河终于开始解冻。1978年10月我和我弟弟有惊无险地分别进入杭大和浙大。我刚初中毕业的妹妹那一年考了高中又去考中专，结果先被县高中重点班录取还当了班长，读了一个月以后，地区卫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那时我和弟弟已经分别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就劝妹妹不要去读中专，安心高中，准备大学。但历尽劫难的父母和亲戚们认为，1978年是个难得的好年份，谁知道以后政策会不会变呢，能读中专就读个中专算了吧，省得以后担心事。于是我妹妹放弃高中去了地区卫校。一年中一家三人考了四场而且每场都中——我们成了小城居民关注的新闻焦点。和我同考的另外两位知青这一年也都顺利通过政审走进了各自的大学。分手的时候，赴浙师院物理系的程同学送我一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了一首陈毅陈老总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我也回送她一本日记本，扉页上写了一段莫泊桑《人生》中罗莎莉的格言：人生，您可看见，它从来不像人揣想的那么好，也不像那么坏。去地区师专的张同学没有和我们做特意的告别，多年以后三人相聚，政绩斐然的张同学仍然不无惆怅地说：我当年的成绩，其实可以报考杭大化学系的。四十四来，回顾这条艰难曲折的高考之路，我经常有许多遐想：如果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我应该顺利完成小学、初中、高中学业，有那么完整的知识结构，我会选什么专业呢？如果早一点承认自己就是“不可教育好子女”，我也用不着艰苦劳动三年，直接去当知青民办教师，我可能还会有时间补上那些数理化吧？如果我能预知邓公主政后77年就能恢复高考，我肯定不会去当民办教师，那样我也有时间走进高复班里……但我身边的朋友一旦知道我77年78年从考中专到考大学的逆行报考之旅，大多会说：中专没考上还敢考大学，你很厉害啊！其实没有什么厉害的，所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就当历了个劫，此后看什么都云淡风轻。
系排球队也是班排球队，左起孟丽珍、张玲燕、叶晓芳、徐敏、金红、虞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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